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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观趋势

一、上半场：

遇见2023，寻找时代的定力

“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，锐不可当，万物肆意生长，尘埃与曙光升腾。江河汇聚成川，无名山丘崛起为峰，天地一时无比开阔。”

这是来自《激荡三十年》中的一段文字。

十多年前写这本书时，一次我从华盛顿DC回上海，在三万多英尺的高空上睡觉，醒来时打开机窗，发现窗外白云翻滚，龙马奔腾，一时很感慨，于是写了这段话，后来成为了《激荡三十年》的题记。

“天地一时无比开阔。”这个时代还在吗？或者说这个时代正呈现出怎样陌生的面孔，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、应对它，然后保持我们内心的定力。这是我们今天工厂年终秀想和大家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。

今天是我的第九场年终秀，也是第一场工厂年终秀，首先感谢极氪汽车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地。

我现在所在的是全球量产吨位最大的压铸车间之一。

传统汽车有一个环节叫铸造，压铸是其中一个并不特别核心的业务，主要是轮毂，以及发动机上的顶盖需要压铸。2019年以后，新能源汽车整个后半身是一体压铸完成的，所以压铸成为了新能源汽车制造环节的一个核心能力。我左手边这台就是全世界正在使用的吨量最大的压铸机之一。这个车间有两台这样的压铸机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国制造智能化和制造能力的跃升。

为什么要来工厂做一个年终秀？

对于财经作家、经济学者的我来讲，工厂是我的第二个书房。1990年刚参加工作，我的第一份职业是跑企业、看工厂，当时三个月跑了全中国的100家企业，这个项目叫“中国百家工矿企业自主权落实调查”。

这30多年来，我去过无数工厂。今天当我走进一个工厂，大概看一眼它的生产设备线，基本知道它的前代或再前代是一个怎么样的设备状况，我看工厂的管理看板，大概就知道这家工厂学习的是日系管理、德系管理还是美系管理，以及是否有管理上的微创新。甚至在有一些工厂，我闻它的切削液的味道，我就大概能做出一些分别。

对我而言，工厂是我观察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方式。

同时，对中国经济而言，工厂处在基本盘部分，它左边涉及到所有需求、设备供给，涉及到就业、资本有效运营、国家税收，还涉及到大规模的环境保护和制造能力。

无论是工业件还是消费品，当产成品出来以后，它需要流通，需要经受市场检验，有可能滞销，有可能畅销。

所以，只要中国的工厂还活着，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工厂，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仍然保有信心。这也是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，我们把年终秀搬到工厂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2023年即将结束了，大家过得怎么样？很多人说“辛苦”，也有人说“还好”。

今年10月，我有一个朋友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导演陈晓卿，他到温州去拍一部美食纪录片，我是个吃货，便与他一同前往拍摄。

到了温州，我们还去了十年前我去过的一个地方——华盖山人防商业步行街，当地很多小商贩在那里摆摊，一个档口2000元/月。

那是个很长的防空洞，有几百个摊位，有很多温州女老板，卖的东西和以前一样，保温杯、毛巾、袜子、小玩具，基本上都是温州当地县区生产的小商品。

我问那些老板娘“生意好吗”，这是她们的脸。她们说：去年疫情，认为今年生意会好一点，结果人不多，除了打折品，其他东西还是卖不掉。

我想这样的表情呈现在很多人脸上，也可能呈现在很多中国的大小老板、企业家朋友、职场人的脸上。大家对生活充满期待，也非常努力地在工作，但对未来又带着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
今年，很多人有一种微妙的无力感。我们今天这场年终秀要讨论的问题是——这个时代还在吗？那个“天地无比开阔”的时代，那个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创富的时代，从无力到定力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
晚清有一个将领叫胡林翼，他说：“世自乱而我心自治，斯为正道。”我特别喜欢这句话，练书法时写了很多遍。

它讲的是，无论世界和外部的事物多么风云变幻，无论是风动还是幡动，重要的是，只要我们的心能安定住，那么天下万事万物便都是安定的。

那我们该怎么来安定自己的心呢？对我来讲就是走企业。今年我走了57家企业，大概是全中国经济学者中每年走企业最多的，其中大部分是工业企业。

今年我还出了一趟国，去了东南亚，去了柬埔寨、新加坡、印尼、越南和马来西亚。

另外，吴晓波频道今年举办了两场论坛，一个在中国的纺织业重镇——绍兴，一场是在大湾区的广州，讨论的话题也是“制造业”。

我们用脚行走，看企业，去看现场正在发生的所有一切。我们所有的困顿来自当前的陌生和对未来的恐惧，我们所有的希望来自现场的理解和对未来的定力。

定力在哪里呢？

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，我们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宽度中，来了解即将过去的2023年和即将到来的2024年。

这张图叫“康德拉季耶夫波动周期”，它描述的是以60年为一个跨度，一个大型经济体由一个非常羸弱的经济模型不断地上涨，然后在长波段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过程。

我个人觉得，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处在60年为跨度的康德拉季耶夫波动周期的第三个阶段。

我的书《激荡三十年》，描述的就是康德拉季耶夫波动周期的第一个阶段，1978年到2008年，在这30年里，中国经济保持着平均9.8%的高速成长。

有一位诺奖得主罗纳德·科斯写过一本书叫《变革中国》，他说：“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，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。”我们用一次掌声来怀念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激荡30年。

在这30年里，我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末班车。1978年，中国是一个工业品极其短缺的国家。到1998年，中国在轻工业领域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领域，已经完全实现了产能供给，甚至出现了产能过剩。

同时，在1998年，中国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。很多朋友读过我写的《腾讯传》，中国很多PC时代的互联网公司，新浪、搜狐、网易、腾讯、百度、阿里、携程、360、京东、当当，全部诞生在1998年的二季度到1999年的四季度，他们赶上了互联网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。

同时，也是在1998年，中国、亚洲经济遭遇了东亚金融危机，中央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改革，推出了消费、出口、投资的三驾马车，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。1998年到今天，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增加了506倍，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3倍。

这就是激荡的30年。

从2008年开始，我们大概有10年时间处在康波周期的第二个阶段，我又为这10年写过一本书，我用一个名词来形容它，叫“激荡十年，水大鱼大”。

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，美国出现金融危机，2009年中国汽车产量超过美国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，2011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超过美国，2012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超过美国，2014年中国推出“中国制造2025”，2015年中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中产消费和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，2016年在杭州举办了G20峰会，中国出现了线上线下相融合的“新零售”浪潮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。

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刚过去不久的“水大鱼大”的激荡10年，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与它有着非常大的关系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在移动互联网、智能产品、新国货、新能源汽车、出海品牌和新能源产业等领域，出现了无数多的创新企业。

也是在这一段时期，我开始重新走工厂。我大范围地重新走工厂，是从2016年开始的，我去了服装厂、钢铁厂、养牛场、银行、电网、自来水厂，还去过全世界首条全路段实现车路协同的高速公路——宜宾到成都的成宜高速。

我们在传统产业中，看到一个“云上的中国”，看到中国将制造业领域和信息化领域里所形成的能力，聚积为产业智能化能力，并用来改造每一个传统制造产业。

2018年以后，中国经济大概率进入到康波周期的第三个阶段，这期间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全球化周期发生了突变。

二战以后，人类经济当代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名词之一就是“全球化”，而中国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之一。

1964年时，有一个叫麦克卢汉的加拿大传播学者，提了一个名词叫“地球村”，二战结束20年了，我们不再打仗了，这个“村子”的人在干吗呢？我们通过经济竞争的方式来和平相处。

又过了十年，一个叫沃勒斯坦的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叫《现代世界体系》。他说，这个“村子”里有两拨人——有钱人和没钱人，即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。

那么他们两者是如何和平相处的，又是如何进行经济竞争的呢？他画了一个循环——沃勒斯坦循环。发达国家有两样东西：一是技术，二是生产能力，通过技术生产出好的产品，卖给欠发达国家。

欠发达国家有两样东西：一是人口，二是资源，把人口和资源输送给发达国家。发达国家把技术和产品输送给欠发达国家，从而形成了沃勒斯坦循环。

沃勒斯坦说，在这个循环中，一个欠发达国家很难变成发达国家。

那么中国在哪里？从以前到现在，中国的位置变了。中国45年的经济发展，最大的一个意外和奇迹是，我们打破了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之间的沃勒斯坦循环，变成了“中国双循环”。

我们通过市场换技术，时间换空间，从发达国家获得了很多技术能力，利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、土地成本、税收优势和勤劳，生产了大量的商品，然后把这些商品以“Made in China”的方式卖给了发达国家。

同时，我们从欠发达国家获得了大量资源，铁矿石、水泥、森林、大豆等，用于我们的生产，又把产品卖给了欠发达国家。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间的那个中间轴。

在中国，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国际公司，都享受了中国双循环的优势。

桑塔纳汽车，很多60后和70后都很熟悉吧？四十五年前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国当年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邀请德国大众到上海来考察，当年上海是中国轿车的第一大生产基地。

我们对大众说：能不能把你们的大众汽车到中国来生产？我在《激荡三十年》中写过这个细节，当时随团有一个德国《明镜》周刊的记者，回国以后他表示，如果大众在上海生产它的桑塔纳汽车，它将在孤岛上生产这辆汽车，因为所有的汽配能力我们完全不能满足。

但大众当年选择相信了中国，在上海的安亭开始重新建一个工厂。到1983年，当第一辆大众桑塔纳下线时，每一个零部件都是从德国进口的；到了1985年时，国产化率达到了2.7%；1990年，国产化率达到了60%；2000年，国产化率达到了93%；到2007年时，国产化率达到了98%，实现了完全的国产化替代。

而这也是中国汽车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，大众进中国时，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量44万辆，到2009年时，这个数字到了1379万辆，超过了美国。今天，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2700万辆，相当于美国+印度+德国+日本+韩国的总和。

如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能走到今天，就是这一条脉络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的一个结果。

蓝狮子曾经出过一本书叫《上海1000天》，马丁·波斯特所著，他是上海大众第一任的总经理。我当年审稿时，书中有一句话我非常感慨，他说：“最幸运的是，相比其他汽车厂家，我们是最早相信中国的。”

但到了2018年以后，我们希望它永远存在的“中国双循环”似乎有点破局了。

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我们跟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矛盾变得越来越激烈，出现了欧美对中国的技术脱裂；第二，中国的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，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逐渐丧失，一些装配型的工厂开始离开中国市场。

同时，全球贸易发生了特别微妙的变化，这里有一个数据，在1990年代时，全球的贸易中有70%是制成品，比如服装、眼镜、电视机、汽车、冰箱、空调、洗衣机等占70%，工业中间件、工业软件服务占30%。

2018年以后，工业制成品只占到30%，工业中间件和工业相关服务、产品占到70%。

无论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型和阶段，还是全球贸易格局和全球化状态，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这就是如今我们感觉中国市场非常陌生的原因。

我们正在逐渐熟悉康波周期第三阶段的新特点，如果你问我“这个波段有多长”，今天现场还来了经济学家管清友老师，直播结束后你问他，他跟我一样不知道，我们还需要非常多的努力。

但我们可以看清楚的是，在康波周期的第三阶段，跟激荡30年和“水大鱼大”的10年相比，发生了非常多我们前所未见的景象，我们现在需要用非常冷静和清醒的眼光去目睹它。

第一个景象，我们看到了产业加速整合。

我们看到每一个工厂，无论是服装厂、家具厂、饮料厂、汽车厂，正在发生的变化是，头部企业正在进行它的战略装备能力的建设。

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，中国的中小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生存压力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产业的极度整合对中国产业经济，我认为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。

第二件事，我们看到了消费的K型化，贵的越来越贵，便宜的越来越便宜。

网购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，最便宜的500块钱，最贵的10万块钱，相差200倍。要命的是，500块钱的洗衣机和10万块的洗衣机居然由同一家公司生产，它的名字叫海尔。

从这台洗衣机，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加速整合，同时看到了消费的K型化。

第三件事，今天无论是AIGC、新能源、医药，还是环保领域，都在发生着令我们炫目的科技变化，正在改变我们的人生、产业，以及改变着每一个企业的生存状态。

第四件事，我认为宏观会处在一个中低速度发展的阶段。2023年即将结束，整个宏观经济学家在讨论一个问题“2024年的GDP会有多少”，整个学界在讨论“2024年，GDP5%很重要”。企业也在根据明年的GDP预判来规划第二年企业的投资和发展。

我调查了1960—2022年长达62年里，包括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型经济体增速超过5%的年份次数。

其中发现，美国10年、日本15年、德国7年、法国10年、英国6年、中国51年。

我有很多特别尊敬的经济学家前辈，他们认为没有独特的中国经济，我的很多观点和他们一样，但这一点上我可能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认为存在独特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，否则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数字是51年。

我们再问“我们到底独特到哪一个地步呢”，在62年里，别国GDP增速超过5%最多的国家是15年，而咱们已经51年了。

明年会过5%，后年呢？大后年呢？5年后呢？10年后呢？

可能这一代中国的企业家朋友们、中产阶层朋友们、年轻朋友们，我们此生大概都没有经历过什么叫作“中低速的发展”。一个非常陌生的未来正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
今年我参加了很多活动，让我最感慨的是6月，去一家叫比音勒芬的公司，这是中国做高尔夫最好的也是最大的一家企业。

6月是这家公司创业20周年的日子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谢秉政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，那天晚上有一场很大的秀，下午我们在喝茶时，我问他：“你晚上讲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晚上讲未来十年，比音勒芬发展的规划。”我问：“你的规划是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奋斗10年，我添个零”。我马上算出每年的复合增长是25.89%，我问他：“秉政，你对未来的中国经济那么有信心吗？”

他讲了一句很慢的话，让我印象很深，他说：“不管经济好还是不好，我比音勒芬每年就要增长25.89%，我奋斗10年就要添个零。”

它去年营收30个亿，再添个零就是300个亿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作“企业家精神”。我们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，都要让自己保有活下去和成长的勇气。

所以，GDP对我们做企业的来讲是什么呢？记得禅宗里有个故事，一个瞎子抓着一个桥，喊着“救命啊”“救命啊”。其实下面没有水，旁边的人跟他讲“放下”“放下”，放下是实地。

企业的发展永远属于企业自己的任务，经济好，我们要发展；经济不好，我们也要发展。

当然，我们不能只喊口号，要怎么发展呢？比音勒芬是要在高尔夫赛道里深耕，做中国最好的高尔夫服装。同时，它今年花了7亿多人民币收购了两个欧洲品牌，要去做高端男装，要进行多轮驱动，更重要的是，要承担社会责任。

就在这个月，甘肃地震，比音勒芬捐助了2000万的物资到甘肃去。这就是企业家要干的事情，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每一件衣服，善待我们的员工，尽可能多地给国家纳税，同时我们要承担社会责任。这就是中国的可爱的企业家朋友们。

有一句话，很多同学都比较熟悉。诗人雪莱说：“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过去的40多年里，每隔4年、5年，中国经济就发生一轮周期性波动，10年就有比较大的波动。每个波动发生时，我们都会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，“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这句话建立在一个前提下，我们的四季是由春、夏、秋、冬构成的。我觉得在康波周期的第三个阶段，一个最大的变化是——也许冬天过后是旱季或者是雨季。

所以我们要在周期的突变过程中思考，如何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。

接下来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定力的一个看法。

定力原则一：你之所以还“活着”，是因为你值得活着。

我今年去了一家链条厂，在浙江诸暨，一家中型企业。这家企业创办于1953年，做拖拉机链条的修理，如今有9家工厂，都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。

而且，这家传统企业活了70年，净利润居然超过10%，是如何做到的？

链条是最普通的工业件，最大的特点是“无所不在”。我们或许很难想象，很多链条的国产化替代，也就是最近这七八年的事情。